本文作者
程晓中，1956年生，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曾多次作为嘉宾参加央视和地方卫视古董鉴宝节目。
原题
我误打误撞
以古陶瓷鉴定
为终身职业
作者：程晓中
我这人搞古陶瓷鉴定，纯属误打误撞。大学里学的不是文物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博物院最初干的是“万金油”的事，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专长。一次偶然的外出学习就与古陶瓷打上了交道。不知不觉，在这行当中摸爬滚打了37年！其中酸甜苦辣不能一一道来。
年轻时，对前途曾很迷茫
其实我也适合干这一行，而且我一旦进入其中，也就深深爱上了这一行，从而将它当作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并希望，自己的眼光能发现更多的被埋没的古陶瓷精品；还希望，我能成为“伯乐”，为古陶瓷鉴定界带出更多的鉴定人才。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爷爷教过私塾，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兄弟分别在高校和中学任教。而我最初却不是一个能够安安静静坐下摇头晃脑读圣贤书的人，而是喜欢干一些“鸡零狗碎”的与“远大理想”没关系的事情，诸如集邮、玩象棋、斗蟋蟀、捉知了、滚铁环、打弹子、飘洋画、拍烟纸。我很早就对无线电有强烈爱好，10岁时，奶奶给了我几元钱，我和小伙伴步行5公里到南京新街口专卖电器小零件的“摊贩市场”（今中心大酒店西边位置），买来耳机和二极管。将二极管串联在耳机听筒内，再外置一个天线，就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声音，十分神奇。后来，还试装过单管来复式收音机。我后来都不无遗憾地猜想，如果当年能遇上“科学的春天”，能遇上指路并培养的伯乐，说不定我也能进入电子行当、最终乃至成为如今“鼓捣”电子芯片那样的人呢？当然这纯属内心的胡思乱想吧。少年时代哪来那么多闲功夫呢？那是因为我上学的年代，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基本不正常上课了，所以在学校没学到多少扎实的文化知识。而接下来，又遇到上山下乡，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城镇居民下放；最后是“连锅端”（全家老小一起走）的干部下放。我也被裹挟在这一浪接一浪的洪流中，当然根本没机会去提升自己爱好的专业并实现自己的朦胧理想了，之前的所有爱好全都化为泡影。1969年12月，我随下放的父母来到苏北兴化县大邹公社张文大队第六生产队落户。兴化属于里下河地区，河网交错，出门靠船。13岁的我虽然户口在生产队，但还未到干农活挣工分的年纪，只能继续读书。不久，我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50公里外的兴化县中学，成为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寄宿生。在县中读书期间，全国教育事业总体仍是“读书无用论”占据主导地位。许多时间用在学工、学农。课堂教育除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比较正常外，外语只学了英文26个字母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最简单的用语；物理和化学课程也改为“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同学们戏称为“公鸡”课、“母鸡”课。1973年6月“交白卷”的张铁生事件和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抚事件”，对岌岌可危的教育事业又是沉重一击。所以整个中学时代我几乎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1974年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也就是无业游民。倒是学会了点煤炉生火做饭，只是抹一把沾着煤灰的脸朝前看，前程却是一片迷茫。期间我曾去过安徽桐城老家，但不是去汲取桐城派的文化英华——那时那些东西都贴上了封建主义的标签——我只是回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奶奶。1975年，我很幸运，作为兴化沙沟镇的城镇待业“知识青年”，被分配了工作，到供销社下属的大集体性质的合作商店——中堡公社戚家商店去当学徒，分配我的工作是做出纳会计。会计要求熟练掌握算盘计算，于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小学三年级没学好的珠算，又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说明我的动手能力强，做操作性的事务，我总是能够很快上手。三年学徒生活，有艰辛也有快乐。最艰辛的是每周二次进货，傍晚全店除站柜台的营业员外，都要去帮忙从船上卸货。当时还不会游泳的我要和其他同事抬着100多斤的货物，在宽约十七八厘米的船帮上来回走动，至少要上船下船20多趟。好在我做事小心谨慎，未曾有失足落水经历。但这却让我失去了日后痛说卸货“苦难史”的机会。但那时也有快乐时光，那就是月末盘点的时候。作为总店会计，每到月底就要到其他网店（共8个）进行月终盘点。工作很轻松，主要是珠算加减乘除，中午必有一顿好吃的款待。其实也就是炒一两个非常普通的农家菜，而在那个平常油水不多的年代，那点饭菜所带来的幸福感觉，居然至今犹是美好记忆。我从13岁少年到21岁，懵懵懂懂间就在兴化待了8年，虽然身份、住址有所变化（身份：社员、学生、会计；住址：张文大队、沙沟镇、戚家大队），但魂牵梦萦的，却是时刻都在想回到故乡南京。那里有我童年的玩伴，有许多美好记忆，更有我的某些未能继续下去的爱好。正当前途渺茫时，传来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的好消息。我已经毕业了近4年，中学里学的那一点浅薄知识，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但为了梦想，我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那时我实在没有太大的志向，只想着能上学、能回南京就行，于是1977年高考，我仅报考中专。也曾经过初试、复试、体检，连闯三关，还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曙光就在前头呢，等来的却是名落孙山！事后总结，应该是复试时数学考得不好拖了后腿。不过话又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首次高考失利，却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于是半年后再度参加高考，这次吸取了前次的失败教训，狠攻了数学这个薄弱环节。还调整心态，鼓足勇气，改报了高等院校文科考试。结果大喜过望：1978年9月收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总结第二次高考成功的经验：一、临场发挥得好。当时的高考就是“矮子里面选将军”，除了老三届外（年龄普遍偏大，多数已超龄不能报考），大家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主要看天资与临场发挥；二、我兴趣广泛，知识平均，不偏科。5门成绩无大起大落，最高地理89分，最低数学70分；三、志愿填的好，“出手果断”，第一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如愿。历史专业的四年学习，如白驹过隙, 转瞬即逝。记忆最深刻、口才一流的好老师，一位是中国古代史邱树森老师，另一位是教世界史的张树栋老师。但他们都不是教考古的，我也没上过一次考古课。可见大学四年的学习，与我后来到文物部门的工作，还是有些距离的。不过，上大学学到了自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对后来的从事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仍是大有裨益的。1982年我大学毕业，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选择：一、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研究古代文献;二、去南京博物院钻研古董。事关个人前途，必须先去“调查研究”。我先到位于颐和路2号的南图古籍部，古籍部主任陈政（南大历史系毕业的前辈）热情、细致地介绍古籍部概况，那份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不过，我的目光停留在陈主任那好似瓶底的高度近视眼镜上，心里窃想，整天钻在那故纸堆中，多少年后，我是不是也像陈老先生一样，戴上镜片也有许多个圈的眼镜呢？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向南图道别，而选择了南京博物院——一座古董的殿堂，我更愿意投身于钻研古董的行当。当然，自己当时也不无另外的私心——南博西边的宿舍区正在盖第二栋宿舍楼，我被分配到南博工作，一定会给我也分到一砖半瓦（宿舍）吧？（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把高大理想之外的私念给透露出来了。）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之一。我到南博时，那儿虽有辉煌的历史，却门庭冷落，四周荒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或是因为“破四旧”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或是国家百废待兴无暇顾及文化事业的缘故。之后我也确实随它做了多年的“冷板凳”。我是“文革”后分配到南博的第一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当时还是受到了单位一定的重视的。最初安排我的工作，是在保管部从事藏品编目工作，美其名曰“总登”，貌似与清代“大内总管”齐名。负责所有新进库藏品的定名、断代、编号、入库工作。地位仅次于保管部主任。岗位貌似重要，其实属于专业上的“万金油”。好处是可以使人了解库存文物情况，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专业上的提升，容易成为单位里无足轻重者流。俗话说“艺不压身”，我意识到不能再像少年时那样兴趣广泛而碌碌无为，否则老来将一事无成，一定要掌握一门过硬的专业技术。我开始等待时机。1983年7月，我得到消息：国家文物局将在扬州华东文物培训中心举办“古陶瓷鉴定培训班”。我虽然未系统接触过古陶瓷，但我认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我向领导请求去参加培训学习，很幸运，得到批准。前副院长宋伯胤自己就是一位陶瓷研究专家（后来才知道学习班的第一课就是由宋先生主讲，他研究的方向是古陶瓷文献学），临行前他还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次学习班请了很多一流古陶瓷专家授课，机会难得”。我以为这是他要我好好向所有一流专家学习，孰料他话锋一转，语出惊人：“那些一流专家的课不一定要认真听，但是要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两位老师的授课上课，他们的课必须认真、好好的听，他们是从事古陶瓷科技研究工作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先生和浙江轻工业厅叶宏明先生。你将来要接班，要有超前意识，目光放远点。这两位的研究成果真正揭示了古陶瓷的奥秘，代表着古陶瓷研究发展方向。”到扬州上课后，我不仅认真听这二位专家的授课，还上台帮他们做些陶瓷成分化学符号和分子式的板书，尽量起点助手的作用。可能是我积极主动的“助教”行动吧，学习班结束时，我荣幸地被评为“优秀学员”。荣幸得到古陶瓷名家耿宝昌、张浦生指教
国家文物局华东文物培训中心，是国家文物局专门为全国各地区的博物馆、国营文物商店、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培训专业人员的机构。位于扬州城北蜀岗的观音山，任课老师均是北京及全国不同省市一流的文物鉴定大家，包括耿宝昌、冯先铭、叶喆民、宋伯胤、汪庆正、张浦生等等。1983年培训中心首次面向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专业人员举办的古陶瓷鉴定培训班，被业界戏称为“黄埔一期”。我同学陈益民在学校时学的是考古专业，他参加了次年举办的观音山“黄埔二期”培训。他后来转行到了出版部门，没做古陶瓷鉴定专家，却成了某出版社的总编辑。相反我这非考古专业毕业的人，后来却在古陶瓷鉴定工作中坚守下来，直至今日。陶瓷是文物中的大项，在所有流传于世的古董中数量最多。想要把上下八千年、纵横几万里（东到浙江沿海，西至四川；北起辽宁，南下广东都有陶瓷生产）分得清清楚楚并非易事。在以往鉴定活动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经验法，即凭专家们的经验来判断藏品的真赝和优劣。“经验法”起源于晚清。当时北京琉璃厂、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涌现出一批最早的古玩店，聚集了一批陶瓷鉴定名家。古董鉴定知识多是通过师徒相传的特殊渠道流传下来。南京博物院的第一代古陶瓷鉴家王志敏先生早年就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店，是经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可惜我还在扬州学习期间先生就过世了，我未有机会趋庭承训。好在王志敏先生的嫡传弟子、南京博物院著名古陶瓷鉴定家张浦生是我的启蒙老师。1983年，他曾担任扬州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并兼班主任。我的前几篇学术论文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共同完成的。以后还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多年，获益良多。扬州之行我最大的体会是：时代在进步，知识也要不断更新。古陶瓷鉴定也不能停留于传统的经验法，还包涵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工艺学、化学等多方面知识，是集多学科知识于一体的跨界学科。自参加培训后，我把古陶瓷鉴定确定为毕生努力的目标。学习归来，虽然工作岗位经常变动，从“总登”之后，又从事过陈列内容设计、古代艺术史研究等，但我始终将中国古陶瓷研究与鉴定作为重中之重。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也如愿调至南京博物院的文物鉴定部门，专门从事古陶瓷鉴定工作。1998年，我通过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责任鉴定员考试，获责任鉴定员资格。自此有资格专门从事博物馆文物定级、文物出境鉴定、司法鉴定、文物拍卖审核等工作。并且在文物鉴定学术交流、撰写出版读物、文物鉴定业务培训等事务中，也逐渐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文物收藏热逐渐兴起，电视鉴宝节目、民间鉴定活动也迅速增多。我作为鉴定专家，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三届赛宝大会”、新闻综合频道“寻宝”、“我有传家宝”，江苏卫视“家有宝物”，河南卫视“华豫之门”等电视鉴宝节目。在所有电视节目中我都坚持原则，以普及文物知识为己任，不说一句假话、套话。参加央视“家有传家宝”鉴定节目
从业37年来，在博物馆文物鉴定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被埋没的珍贵文物（如曾在南京博物院的清代乾隆官窑瓷器中发现明朝永乐青花执壶）。误与清乾隆青花执壶（左）为伍，被我发现为明永乐青花执壶（右）
记忆最深、影响最大的事，当属2005年江苏镇江一位民间收藏者捐献“天价古瓷”事件：那年3月，收藏者向家林打算向镇江博物馆捐赠四件陶瓷精品——据他们说是祖传的宋代定窑瓷。宋代定瓷，五大名窑之一，一个地方博物馆能收藏到定瓷精品，绝对可将其作为镇馆之宝。但镇江博物馆当时对那四件瓷器的真伪尚不能确定，于是特通过院领导请我前往鉴定。如果能发现宋代定窑精品，对我来说也是件愉快的事情。然而，当我一看到那四件瓷器，便大失所望，凭我多年经验，可以断定那不过是当代仿品。这一结论让镇江博物馆的同志长舒了一口气，庆幸没有轻易收藏；而捐赠人则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其岳父留下来的“祖传之物”，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十分不服我的鉴定结果。向家林又把瓷器拿到南京来，请了江苏省古陶瓷学会的专家鉴定。鉴定结果也认为是赝品。2005年10月，江苏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安在《收藏快报》上发表文章《南京上演“天价古瓷”闹剧》，认为“天价古瓷”是一个陷阱、一场骗局、一出闹剧。这惹恼了收藏者向家林，他以名誉权被侵犯，把文章作者告上了法庭并索赔五万元 “精神损失费”。法院经过初审、二审，最终以原告败诉定案。由此可见，鉴定无小事。没有一定的鉴定水准而信口开河，没准是要引起“官司”的。在鉴定过程中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我多年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经验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对于那些花了大价钱，买了所谓“国宝”的大款，我采取真话不全说的原则，尽量回避“新”“仿”“赝”这些字眼，人家抱着个热火罐子，一腔热情，你何必一盆凉水把人浇了个彻底心凉呢？只不过我们应当不要为捧场而过度假意恭维而已。而对于司法鉴定、文物出境和向国家捐赠文物等，则一定要实话实说，以免混淆黑白，贻误后代。如果要问学习古代陶瓷鉴定密钥，我的回答是：实践—理论—再实践，实践出真知。即先看标准器（考古出土、博物馆流传有序的藏品）找感觉，再去看书找理论依据，最后再看仿品（真赝对照找差距）。就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感性认识，循环往复无穷尽（知识还要不断更新）。当然想成为鉴定大家，还要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内因），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有一位好老师（外因），这些都很重要。正因如此，2009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开设文物鉴定与博物馆学专业，邀请我作为兼职教授，我欣然接受，并为本科生讲授《中国陶瓷鉴定》和《古陶瓷鉴赏》课程，后来又增加了《青花瓷器鉴定》和《明清瓷器鉴定》等研究生课程。2013年起南京大学又聘我为历史学院专职研究员。目前又在编写一本《中国陶瓷鉴定》高等院校教材，为想进入古陶瓷鉴定之门的人们提供一把叩开大门的钥匙。但愿我的心愿不会落空。作者出版的部分著作
人生能做自己喜爱的专业，是幸福的。我也十分喜爱自己一直从事的专业——古陶瓷鉴定。为市民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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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